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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创伤后应激障碍法案于2013年在丹麦表决通过，部分专业人士表示，此类治疗方法对于严重受这种疾病影响的士兵而言远不足够。为此，一项用以澄清现状的项目应运而生。在此项目中，研究人员将对战斗轮换归家的士兵进行脑部扫描。当项目消息传至丹麦军队警员和下士协会时，反响热烈。“如果此项研究能够证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的大脑与健康个体的大脑功能反应不同，那么它将有希望提升大众群体对于这种疾病的接受度。”
在前文论述中，一系列决议过程相互交织：研究，治疗，经济，政治，以及同等重要的——士兵们渴望这种由参战所带来的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得到合理的评估与认可。不可否认的是，在以上这种不同的决议过程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下，科学的确是专业人士和士兵唯一明确共享的参考标准。更具体地说，人们的确希望脑部扫描将会对疾病的病理学提供有用的、全新的、科学的解释与说明。而这种期盼并非专业人士与士兵所独有，它与如今让世人疯狂痴迷的脑科学的盛行完美契合。因此，我们不妨站在士兵的角度设想，如果这一切确实需要一些东西给予证明，那么大脑或许恰好是个不错的赌注。然而，器官扫描能否符合预期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除了增加受试者所暴露的辐射量外，扫描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非但如此，它们很可能提供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自身所表现出的神经生理机制的新信息。然而，仍有问题存在——即仅仅凭借科学和技术手段与术语来理解像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样的综合症的倾向并不会消失。对不久的将来进一步突破的期望（这种期望不仅常见于大众媒体中，在科学文献中也频频出现）甚至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其中关键在于，由于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各样决定因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与抗生素式的解决方案并不相互适应。然而，仍有大量的精神病学者希望效仿躯体医学（还记得本系列博文中的第一篇文章吗？）换句话说，脑部扫描只能部分涵盖PTSD所构建的政治-科学范畴。其一在于，PTSD诊断已经超越了科学定义，其二在于，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免于人类主体的超科学动机的影响，在此例中，人类受试者参与了PTSD诊断的形成。现实却是，大脑恰恰被施予一种解决此种问题的期待，这些问题本身与人类关系与心灵有关而非单单受制于如大脑这般的身体器官。
士兵及其治疗师都十分清楚除了脑功能以外，其他因素对日常行为的影响。例如，士兵与其军官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容忽视。这些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因素而不是割裂开来的单一脑机制问题。虽然，人际关系部分是由神经生理活动介导的。然而，这种一味地用可测量的大脑活动来试图阐明影响因素从而获得答案的梦想却从未符合预期。大量诸如此类的话语模糊了大脑与心灵之间的界限，最终让大脑一家独大。这样的论述滋养着现今的科学实践，这些实践基于一种不明确的假设，使用评估，认证，管理的手段控制各种任务，并通过中和甚至完全忽略人为因素来提高效率。就严格的技术背景而言，这种方法有其优点。然而在涉及主体之时，这恐怕是无稽之谈。提高一个过程的效率有时是可能的，而有效性意味着对主体的实际影响，在这里，有效性是否会增加则要画上一个问号。如果主体都被排除在外，那么旨在造福于人类心灵的手段的有效性就会不可避免地落了空。
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方法所传达出的正是DSM对于一种治疗语言使用的鼓励，而这种语言几乎没有给予主体任何言说与表达的空间，对患者和治疗师都是如此。此外，DSM使用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越来越多本身正常的部分转化为精神病理学的诊断。 如此看来，DSM对实践精神病学的去人性化确有贡献。定义以及指示，看似精简，易于理解，然而对于真实地照亮现实而言，它却是一面无能为力的虚镜，也更不可能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相等同。前文士兵的所期待的认可与评估可能并不源于大脑，而应发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