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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II的编写者于35年前第一次引入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症）这一症状诊断。虽然当初这些编写者的主要目的是为诊断手册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立足点，然而潜藏其中的经济与道德问题仍需处理。从越南战争中战毕归家的受苦士兵，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无法与任何现有的诊断类别相匹配，最终导致这些士兵无法获得医疗鉴定证明以得到相应的经济和治疗帮助。为此，DSM-III的编写者们决定伸出援助之手，即增加诊断标准。PTSD——专门针对士兵的症状和需求而量身定制的诊断标准顺应而生。
1980年，美国即将出版DSM-III的社会形势与2013年的丹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对于当年丹麦的具体情况在《关于证据的梦》中有详细描述。（本系列的第一篇博文的链接）一方面，帮助受创伤士兵的美好愿望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此抱有一种期待，即这样的愿望终将促使政治决策的制定，而这些决策又足够经得起循证科学的考证，正如循证科学的自身定义那样。
现如今，在更多以主体为导向的决议过程中，维持其科学的重要性本身并无错误可言。这是一种，至少潜在地认识到人类自身与人类之间是处于一种相互分离状态的方式，这样的状态分离应当加以重视，而不是给予忽视。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证据似乎就等同于科学。
与PTSD刚发布时的诊断情况相比较而言，现在这种以证据为诊断目标的趋势更加夸张，情势更加严重。现在，我们将诊断视作为一种必须与循证科学相适应的客体对象，与此同时，这种诊断的目标却又是解决主体问题。自丹麦新的PTSD诊断标准颁布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已为此冲突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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