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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的糟糕状况并非只是编辑的责任。只需阅读或重新阅读手册警告。作为分水岭的DSM-III在引言中明确指出，该手册的主要目标是科学上的，而不是临床上的。警告读者不要将其作为一个简单的手册来使用，否则临床答案可能直接从其中被推断出来并使用，而忽略现实生活背景。手册强调了做深入评估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医疗工作者要记住他们在与谁工作，例如，要记住他们是在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一起工作，而不是在对精神分裂症进行工作。
尽管如此，DSM-III通过它所提倡的方法，将启蒙运动的两个基本原则搁置一旁。一是个人尊严不可剥夺的原则，二是慎重周密的原则。这些原则可能不是被故意推到一边的。然而，无意识的意向性并没有简化问题，也没有让我们避免潜在的可怕后果。
新版DSM（DSM-III、 IV和5）的一个标志性之处在于，尽管增加了维度方面，却给予了类别绝对的优先权，而不是冲突。DSM-III的编辑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将类别绝对优先于冲突，一直是一种加剧冲突的方式，而且在精神卫生领域的风险与在政治领域的风险一样大。很少有社会像纳粹德国那样孜孜不倦地进行分类。委婉地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犹太精神病学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
显然，编辑们并不这么认为。如今，令人有一些安慰的是，DSM-III的编辑团队主席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在退休前不久对这些手册进行了批评，声称这些手册使被诊断有精神疾病的人多了20-30%，而如果没有这些手册，这些人本应被视为正常。据他说，问题在于DSM系统将精神障碍付诸操作时，没有考虑到症状显现的背景。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反对他。
奇怪的是，DSM-III的编辑居然相信上面第一段提到的警告会产生任何预防作用。心理动力版的DSM-I和DSM-II已经包含了类似的警告。这些警告并没有使当时的美国精神病医生避免明显地过度诊断。此外，早期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诊断不时被降格为纯粹的讽刺漫画，这与后来新系统所发生的情况并无二致。例如，精神病医生可以直接解释病人的症状由无意识同性恋而扭曲的俄狄浦斯情结引起，而不会事先对病人症状的发生背景进行更仔细的了解。
有了DSM-III，精神病学家们认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更科学的框架来激发更多的关怀。现实却并非如此。DSM-III、DSM-IV和现在的DSM-5可能更加科学了，却并没有减少标签诊断的使用。恰恰相反，这种做法已呈爆炸式增长。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在于，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精神病学家都在过度诊断。
然而，还是有希望的。自从2013年DSM-5发布以来，批评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响亮，该手册的几位前任编辑也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目前的争论状态可能会给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困难只是最近才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讲很合理的科学项目偏离轨道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开展DSM-III的编辑工作的时候起，这个问题就存在了。我们将会看到，DSM-III就是PTSD诊断出现，并且成为范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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